

1647年初(清顺治三年末),因清军大兵压境 ,自称大西皇帝的张献忠率军匆匆撤离成都,在西充县山打箭炉被清军鳌拜部偷袭,张献忠被清营神射手、蒙古章京雅布兰一箭射死。大西军群龙无首,死逃过半,余部仓惶南逃,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。
大西军残部后面有穷追不舍的强劲满蒙八旗,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天险扼守拦击,几乎进退失据,走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。就在兵陷绝境之时,号称张献忠麾下“四大太保” 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挺身而出,领导指挥大西军余部绝地求生,一举击溃据险坚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,曾英落水溺死,部众死逃殆尽。

击灭曾英后,大西军余部乘胜渡过长江,凿通了南进的道路,为实现由川入黔再入滇的战略大转移夯实了基础。
张献忠败死后,领导大西军余部的重任自然落到“四太保”中年纪最长的孙可望肩上。众人拥戴孙可望为首后,他立即改变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残暴过火行为。《蜀乱》记载,1647年正月初一,大西军余部进抵綦江,收拾溃卒, 重整军队,可望传令:“自今非接斗,不得杀人”。随后,孙可望率经过整饬的队伍进入遵义(今属贵州),军纪果然今非昔比,所经“秋毫无犯”。

由于满清肃亲王豪格派清军尾追而至,大西军余部继续南撤,很快进入贵州的崇山峻岭间,“所过(人)民皆安堵”,旋即一鼓作气攻占了省会贵阳。
《殉难记》记载,南明贵州按察使张耀、布政司参议曾益、都指挥使陈瑞征等在贵阳城被攻破后率 守军残余逃至定番州(今惠水),在当地收拢了一批溃兵与地方团练武装,负隅顽抗。孙可望遣定北将军艾能奇率精兵前往攻剿, 于2月12日攻破定番,张耀、陈瑞征被擒斩,曾益自缢身亡,所部团灭。

尾随大西军紧追不舍的清军前锋攻占遵义以及川东部分地区后,因兵火不断地方残破,田地荒芜,杳无人烟 ,根本无法征收到一粒粮食,被迫取路撤回汉中。大西军虽然畏惧清军,但对南明军却有心理优势,在贵州屡屡获胜,遂摆脱了清军穷追猛打 ,得以整顿军队并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。
孙可望、李定国等还是有一定能力的。经过整肃,大西军南下后出现了新气象,与之前的整军有直接关系。张献忠意外死亡后,他的妻子陈氏(陈皇后?)和最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凌驾诸大将之上,在军中说一不二,他俩主张一切照旧行事,意思是继续执行张献忠在世时制定的过激政策。《粤滇纪略》说:“时可望等奉伪皇后为主,驻遵义桃源洞。诸贼每早必先往朝,凡事奏请而行。伪丞相汪某(兆龄)辅之......每公会议事,犹傲据诸贼之上 ”。

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认为,大西军今非昔比,在政策上改弦易辙已经攸关生死存亡之道,像过去那样强取豪夺、滥杀无辜就是自取灭亡,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清除改革障碍。因此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经商量后一致决定把“陈皇后”和汪兆龄这两块改革绊脚石去除 ——双双处死。(铁马冰河wu首发头条号)随后,这被张献忠收养的四人各自恢复原姓。这样,大西军余部形成了四将军集体领导的军制。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就比较高,年纪又最大,还念过书识文断字,自然就成了主要领导人。
大西军进入贵州后,豪格统率的清军因后勤不济已经由四川北撤返回京师,南明那群乌合之众又无力与大西军相抗衡,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“天高皇帝远”的贵州当作大本营,休养士卒,建立政权。但当他们得知云南发生了土司沙定洲武装叛乱的消息后,立即决定挥师南下,直趋云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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